這是蘇維埃第一自由爵士廠牌LEO RECORDS製作人，Leo Feigin寫在”DOCUMENT”8-CD裝里的序言。這套作品收錄蘇維埃新爵士最早期活動秘盤的鎮廠之寶。最前頭的序言，或許可以給我們所有愛好者一些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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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DOCUMENT的念頭是在1987年，來自於我發現我的架子被大量蘇聯的錄音帶的重量給壓得變形彎曲，那是一些無法被分開發行的帶子。在那個時候，我發現所謂的蘇聯新爵士場景已經遠大於當我開始製作唱片的八零年代初期的那個時候。同時，蘇聯爵士場景確也因為我的出版品而明顯地被錯誤地呈現，儘管我的Leo唱片目錄中有著五十款的發行，他們卻呈現著非常不平衡的蘇聯新音樂樣貌，這些發行主要集中在Ganelin Trio、Sergey Kuryokhin、Vladimir Chekasin、Anatoly Vapirov。人們很容易有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除了這些藝術家之外便沒有其他值得被記錄下來的角色。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仍有許多樂手演奏厲害原創的音樂並且值得保存，問題在於沒有支援和贊助是無法做到這樣的發行。發行那些蘇聯場景中有名樂手的作品而帶來的損失，我還頂得住，但是如果要發行Orkestrion、Tri-O、Vladislav Makarov、Guyvoronsky/Volkov duo、Arkhangelsk或甚至是Petras Vysniauskas的東西那簡直就是商業自殺，這也是為何Valentina Goncharova或Petras Vysniauskas仍是不公開的秘密。
但蘇聯新音樂場景之大之原創，即使DOCUMENT也無法使得上力。DOCUMENT裡頭9.5個小時的長度也無法將Misha Alperin、The Eugene Gevorgian Quartet、莫斯科的Asphalt，以及西伯利亞和遠東樂手們的音樂收錄進來。DOCUMENT稱不上能真正反映蘇聯新音樂的終極合輯。它只是顯示著蘇聯新音樂廣度與深度的一部份。
DOCUMENT並非照年代順序，也並沒有嚴謹的結構。只有最後一片CD是刻意要獻給Ganelin Trio，用意是來回顧這個十年。再次強調是這個三重奏在七零年代中期為這個場景帶來了動能。或許DOCUMENT最開頭的曲子，“DEARLY DEPARTED”，也帶給聽者一種全新事物的驚異衝擊。至於其他的部分，我是照著直覺去做的，乃至於一切收錄於DOCUMENT的事物: 不管是所選的曲子，樂手出現的時間，曲目順序，甚至是CD的排序。
基於不同的原因，我很遺憾地剔除了某些音樂作品，比方說，拿掉了Vladimir Chekasin和Petras Vysniauskas的應答二重奏，或是Valentina Ponomareva唱的C-JAM藍調，這是基於風格問題，把他們收錄在DOCUMENT中實在格格不入。但我仍然希望DOCUMENT能提供一個關於八零年代場景的洞察視野。
DOCUMENT並不只是總括那個十年裡蘇聯的新音樂，它同時呈現Leo唱片在那十年的活動狀態，蘇聯新音樂的進展徹底地被當時的社會形態系統所阻礙著，沒有給音樂家使用的機構場所，沒有樂器和設備，有的是窮困的生活。那些年Ganelin Trio出國巡迴還要有KGB特務隨行，那些年Leo唱片被控告違法製作，時光輪轉，執筆此時蘇聯人民在質疑整個系統的合法性。
作為Leo唱片的第一張發行，Ganelin Trio的專輯是一個對VAAP(全聯著作權署)生猛的挑戰，他們是一個把蘇聯音樂人當成奴隸一樣的機構。VAAP和GOSCONCERTS是能夠決定藝術家命運的威權組織，比方說誰能夠出國表演或是表演幾次，誰能夠出版唱片，誰能夠從中獲利，藝術家是無權過問並且被當成商品一樣對待的。不巧地，西方有些組織，例如英國的MCPS(Mechanical Copyright Protection Society)，他們助長了VAAP，這真是可恥。
如果我想發一張Cecil Taylor或是Sakis Papadimitriou的唱片，我是不需要問過美國或希臘政府的同意。並且我是和樂手們來解決金錢上的分配而不是跟那些國家的官方體系來分配，那麼為啥勞子的我必須得到VAAP的允許才能替蘇聯樂手做唱片呢？為什麼我明知樂手一毛錢都拿不到卻要付錢給VAAP呢？我想跟樂手談錢而不是VAAP。這和VAAP以及GOSCONCERTS都脫不了關係，VAAP已經呈認他們僅提拔他們想提拔的那些樂手，而西方許多的組織持續地和GOSCONCERTS、VAAP、GOSTELERADIO、MEZHKNIGA打交道，他們如此支持這個破碎的社會形態系統，並且縮限了蘇聯樂手的自由，他們侵蝕著這些蘇聯樂手為了爭取自由所作的努力和成就。
當我揮筆的當下此刻，一個念頭閃過腦海，要去哪裡搞錢來生出DOCUMENT。我剛好收到一封來自我最大通路商的信，New Music Distribution Service(NMDS)，信上說他們在找到贊助之前是付不出當初講好的款項，這筆款項是要拿來給付他們兩年來驚人的發票開銷。這一切不是太諷刺了嗎？這些單位機構應當是要提供像我這樣的獨立廠牌一些幫忙，但是他們反而是這個社會裏底層發聲的最大阻礙。
我的經濟狀況一直都是很絕望的，但現在是空前的悽慘。但是我不能食言而停止DOCUMENT的製作發行。已有人客下訂單了，他們對Leo唱片有信，我又怎能叫人失望？
哪邊有人發放補助？那邊有人願意贊助各種活動，競賽，旅行，散步，足球賽，網球錦標賽，音樂會，音樂節等等？我從沒遇到過這種人。我寫信給他們都是石沉大海。我住在一個很棒的國度，這裡他們不想聽到什麼新音樂，就讓蘇聯新音樂一邊涼快去吧，五千五百萬個被披頭四給腐蝕的腦袋瓜。每當我發行Anthony Braxton、Cecil Taylor、Carlos Ward的東西，英國報紙上的樂評都硬是跳過不談，寫篇ECM的評論對他們來說是一定要的，而我的蘇聯唱片，嘿，鮮少在全國性的報紙上被提到，對這些樂評來說樂手名氣遠重要於音樂本身。英國DJ也不太放蘇聯唱片，辦活動者對於蘇聯新音樂的主力也興趣缺缺，1984年Ganelin Trio的大不列顛巡演很明顯的就是個愉快的錯誤，而不是來自他們對於蘇聯新音樂的興趣。瑞士人口僅管是英國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在瑞士的經銷商業績是英國的三倍強。英國爵士媒體仍然不恥蘇聯新音樂，他們根本視Leo唱片如無物。從WIRE雜誌根本連一個人都沒派去參加蘇黎士的蘇聯前衛爵士音樂節這件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們不屑一顧的態度，儘管這個音樂節的主辦者Susanna Tanner甚至願意慷慨的提供來回機票！我們提出的蘇聯新音樂節的案子，被倫敦的當代藝術機構高層兩度取消辦公室的會面，這些難以一一指認的輕蔑已經到了容忍的邊緣。當我知道倫敦將成立一個全天候24小時的爵士電台我立馬寫信給音樂總監，我在信中提到我願意提供任何他需要關於東歐方面的協助，他回信的很快，精確又震撼，”我非常高興能收到貴公司所有的錄音發行，我保證全部都會公共播放的，不過有個前提，他們必須是演奏和錄音都很好的爵士唱片，國籍或是錄音廠牌都只是次要的問題。”
喔，那我現在知道了，國籍和錄音廠牌都是次要的喔…這解釋了他的電台或是WIRE雜誌選擇上的優先順序，這位音樂總監強調他的選擇在於他的聽眾想聽到什麼，由此來決定不同風格的爵士樂播放的時間，都是本著聽眾的取向。他並不是為了他播放的音樂本身的藝術價值，也不是為了音樂本身不妥協的標準，甚至也不是為了教育聽眾，他只是想找出進而取悅他的聽眾爽點在哪裡。對我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最佳解釋，這就是老套和消費者主義的培養皿，這就是庸俗的由來。同樣的我們可以這樣看待，同樣的穿著，同樣的聆聽，同樣的閱讀，從眾乃至於從大眾，害怕沒有歸屬，唯有服從。
上面說的這些都不是牢騷而已，這是事實的陳述，我確信這樣的態度對新音樂，尤其是蘇聯新音樂，是很普遍的。對我來說，在消費社會中，一個音樂家為了演奏毫不妥協的音樂必須付出沉重代價是很自然的。畢竟，他登台是為了創造，不是娛樂，他絕不應該在他擁有這樣得天獨厚的契機能夠昇華於聽眾之上進而觸碰神秘的同時，還ㄊㄇㄉ(踏馬蹄)想要賺一票。在這班創造的航行中，音樂家成了造物主與凡夫之間的媒介者。
那些夜復一夜登台作秀者，相反的，因著他們的工作非常應該要求要有一筆收入，收入豐厚依照市場力量和娛樂品質來決定。毫無疑問的，Wynton Marsalis或Herbie Hancock賺的比Cecil Taylor或Slava Ganelin多(我這只是舉例說明)，雖然這對Cecil和Slava來說是個人的悲劇，但這在消費社會很合理的。在理想社會中創造者應該比娛樂者得到更優渥的報償，同樣地這其實很符合邏輯，在消費社會中，音樂家犧牲他的經濟安全來換取他在歷史成就中的喜悅。我確信Wynton Marsalis和Herbie Hancock一但停止演奏很快就會被淡忘，他們將被新的娛樂者取代，然而Cecil和Slava將會留傳世代，因著他們的秀異是無人可替的。大型唱片公司那些堆成山的黑膠通通都會變成垃圾，而Cecil那些由小廠發行的東西，則會如燈塔般繼續照耀。
高度創造性的時刻對音樂家來說是很耗損的，而且經常是音樂越激進，樂手就越名不見經傳。聽眾往往在時間過去之後才能發現並且開始報償這些樂人。引述John Cage的話: “當我們將音樂從生活中分離出來，我們得到了藝術(傑作的概要)，現代音樂，當它的確處在當代，我們來不及將它分離(這保護我們的生活)，如此，現代音樂並非那麼藝術。”這也是蠻自然的，一個唱片製作人如果敢於記錄創造性的演出就應該要和樂手共同承受運命。在必須演奏原創音樂又想生存下來的樂手和預算極低又想製作出樂手作品的製作人之間，必然有著某種一致性吧。這是藝術工作遭遇的必然性，我們不可能期待CBS，華納兄弟，或任何其他大型唱片公司開始做這種毫不妥協的音樂，他們是為著利潤來的，過去他們曾經作過一些這樣的樂手，但我的了解是，與其說是出於真正想要作出劃時代的創新音樂這樣的想法，不如說是不小心搞錯啦。
同樣也不可能去期待大不列顛這種贊助者捐款給小眾音樂，新音樂是非常菁英主義的，群眾也是最少的。所有英國的贊助商都希望從贊助中得到一些回饋，但是在新音樂的公眾形式裏是無法提供的。在西歐的其他地方則有對於小眾但藝術性的音樂更多的覺察和更多的支持，例如蘇黎世舉辦的蘇連前衛爵士音樂節就不可能出現在英國。當我看到Hat Art廠牌的製作人Werner Uehlinger得到瑞士銀行法人的金援，我真是又開心又沮喪。在英國他們只把大把大把幾百萬英鎊往皇家歌劇院裡頭倒。而他們引以為傲的就是他們作出這股時尚潮流讓那些雅痞都買票進去聽歌劇，即便票價在過去幾年已經漲了三倍。
所以話說回來，這些搞創作的音樂家和他們的製作人，在這個消費社會裡能作的事情就是接受如此這般現實的高下，繼續他們的追尋，祈禱有朝一日大眾會跟上他們並且肯定他們的成就作為。
收錄於DOCUMENT當中的所有東西都是反消費者的，你聽到的這些音樂都不是在24或48軌豪華旗艦還有空調的錄音室裏面弄出來的，而這些音樂家也不決可能這樣搞出來，你不會聽到”寂靜之外最美的聲音”(編豬狂笑，這真的蠻雞掰的!!!)，你只會聽到最帶種，最有生命力，最不可能在其他歐美音樂中找得到的能量的聲音。這些音樂是在很彆腳的狀況中用不靈光的設備所錄出來的。母帶是被偷渡出境蘇聯，用最小本經營的成本來處理各種有的沒有的事。這不是給conformist(編豬:意指從眾者，又有英國國教徒的意思)的音樂，這也不是給消費大眾的東西，這是給一千個真在乎未來的音樂的人們。給那些具有前瞻和深度重口味，能欣賞原創性的人們。這些人是音樂的菁英，是水瓶座時代的謀反者。(謝仲其同學指出: 與新世紀思想有關)
歡迎來到我們的俱樂部！
Leo Feigin 一九八九年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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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連結: Leo Records